国际上对生态资产的认识大多源于“自然资本”。DAILY^[7]将自然资本定义为能够在现在或将来提供有用产品和服务的自然资源以及环境资产的存量；COSTANZA et al^[8]认为自然资本包括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它能为人类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财富，是全球经济总价值的一部分。国内对“生态资产”的定义，如高吉喜等^[9]提出，生态资产指人类从自然环境中所获取的各种生态服务福利的价值体现，主要包括自然资源价值和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两方面；胡聃^[10]将生态资产定义为人类或生物与其环境(如生物或非生物环境)相互作用，能服务于生态系统经济目标的适应性、进化性生态实体,并能在未来产生系统产品或服务。因此，结合国内外学者对生态资产概念的理解，并考虑城市所属复杂生态系统，本文将生态资产定义为“人类、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各种有形或无形的价值，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给人类带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并能为现在和未来提供各种产品与生态服务的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权益归属”。

为量化生态资产并提高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学者们开始关注生态资产的核算研究。CONSTANZA et al ^[8] 和DAILY^[11]较早开展全球生态资产价值评估，提出了生态系统核算的研究思路与估算方法，由此，生态资产核算框架逐步成型。随后联合国陆续发布了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确定将环境资产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而基本形成了生态资产的核算框架^[12]。谢高地^[13]指出构建生态资产评价指标要存量、质量与价值并重，并得出生态资源资产化、生态资产资本化、生态资本可交易化是生态资产增值的主要途径；欧阳志云^[14]提出通过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制度来促进深圳地区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

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人们的关注重点逐步由经济发展福祉转为生态福祉。HERMAN^[15-16]较早研究自然福利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VERHOFSTADT et al ^[17]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研究生态足迹与主观福祉间的关系。赵士洞等^[18]结合“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对其涉及的相关概念和内涵进行了阐述，提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人类福利之间的关系是生态系统评估的核心；郑德凤等^[19]利用生态系统贡献率构建了人均生态福祉及生态-经济效率模型和生态福祉区划模型，提出生态福祉潜力指数，分析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生态福祉区划的时空分布格局与生态福祉潜力。

综上所述，众多学者对生态资产展开了研究讨论。其中，对生态资产实物量核算研究较多，对价值量核算研究较少，并且大多集中在国家、省级宏观层面，针对特定城市生态系统的分析较少，对城市生态福祉变动的研究更是少见。因此，本文以北京地区为例，测算其生态资产及其生态服务价值的变化，进而探讨对城市生态福祉的影响程度，以期能助推城市生态保护政策的实施与完善，提升人类福祉水平，实现城市生态文明的高质量发展。

生态资产综合指数是核算森林、绿地和湿地等生态资产实物量的综合指标，用来比较不同生态系统之间的效用度，其中生态资产实物量，首先表现为某类生态系统的分布面积，在此用生态资产面积表达，见式（1）:

$ {\mathrm{式}\mathrm{中}：\mathrm{E}\mathrm{A}}_{i} $为第i重要程度等级生态资产面积；i为各生态资产重要程度等级，即1～4级；EA为生态资产总面积。

用来记录不同时期生态资产综合指数变动情况，具体核算系统为城市森林、绿地和湿地。

用来记录特定时期生态资产实物量的存量及质量，在此用不同重要程度等级的城市森林、绿地和湿地等生态系统的面积来表达，选取年份为2009和2019年。

用以表达一段时期不同重要程度的生态资产实物量期初期末变化情况，在此核算北京地区2009～2019年的变化情况。

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和熵权法来计算各生态资产指标的权重，并根据权重大小确定生态资产的重要程度等级。为使核算结果更加准确客观，本研究拟将2种方法得到的权重进行算术平均作为评价的综合指标权重，由此得到各生态资产指标权重及重要程度等级，见表1。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20]是首次针对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的研究。生态福祉作为最大的民生福祉，对提高整体人类福祉水平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为量化生态福祉，借鉴谢高地等^[21]所提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模型来衡量城市生态福祉的变动状况，并采用MA将生态系统服务划分为4个1级9个2级，见表2。

考虑到北京地区高质量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各类生态系统管理上的严格性、系统边界的清晰性和规模分布的集中性，北京城市作为整体性生态系统，其各类生态服务功能等同甚至超过了乡村生态系统。在此借鉴徐丽芬等^[22]提出的以农田为基准的地区修订方法进行改进。2019年北京地区与全国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分别为6.18和4 t/hm²，可得当量因子修订系数为1.55。一个标准当量因子价值相当于1 hm²农田年平均自然粮食产量经济价值占全国粮食平均价值的1/7^[21]，为便于对研究结果进行纵向对比，本文统一采用北京地区2019年的单位面积价值量。依据2020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和经济价值，计算可得研究区2019年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的价值量为1 616.48 元/hm²，将其与修订的当量表相乘即可得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将价值系数乘以各类生态资产面积即可得到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和文献资料。研究指标不需要标准化，尊重数据的原始单位。借鉴谢高地^[13]在《生态资产评价：存量、质量与价值》中对城市生态系统的分类，将城市生态系统分为1级3类2级12类，具体划分标准见表1。

2019年，北京地区整体资产总量为258.66万hm²。生态系统类型主要包括城市森林、城市绿地和城市湿地，见表3。

从生态系统分布面积来看，城市森林面积最大，为225.81万hm²，占生态系统总资产的87.3%，其次是城市绿地和城市湿地，分别为25.64万hm²和7.21万hm²。

从生态系统重要程度等级来看，森林生态系统以1级和2级为主，分别占森林总面积的31.81%和47.43%；绿地生态系统以1级和2级为主，分别占绿地总面积的34.59%和34.6%；湿地生态系统以2级和4级为主，分别占湿地总面积的33.56%和33.15%。总的来看，生态系统主要以1级和2级为主，共占总生态资产的77.84%。

依据北京地区2009～2019年土地利用类型变化（表4），可得北京地区生态资产实物流量表，见表5。

2009～2019年，北京地区生态资产总量增加34.73万hm²，且总体生态资产质量有所提高。

从生态资产面积变化来看，自2009年以来，北京地区生态资产面积逐年增加，其中城市湿地面积增长最快，增长了82.99%，其次是城市绿地和城市森林，增长率为22.56%和13.43%，相较于城市湿地来说增长速度较慢。

从生态资产质量变化来看，各类生态资产等级变化总体呈不稳定波动状态。湿地1级、2级增加，4级下降。城市绿地和城市森林质量等级均上升，但4级增幅较大，约增长了90%左右，总体呈增量提质状态。

生态综合指数从宏观层面展现了北京地区在2009～2019年时期的生态保护成效,见表6。

表6可知，2019年北京地区生态资产综合指数为159.26。其中，城市湿地的生态综合指数最高，为59.15，其次是城市绿地和城市森林，分别为52.49和47.62。

2009～2019年，北京地区生态资产综合指数下降了27.51，减幅为14.73%。其中，城市森林、城市绿地和城市湿地的生态资产指数分别降低了0.21%、4.42%和29.69%，主要受人工湿地、果园面积减少和生态资产等级变化等的综合影响，同时也表明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是未来地区生态管理的重点。

北京地区生态资产服务价值与生态福祉的变动状况，见表7。

从不同生态系统类型来看，2009～2019年，城市森林、城市绿地和城市湿地的生态服务价值处于增加趋势，其价值量总值从2009年的1 517.82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1 764.86亿元，增长了16.28%。其中，2019年城市森林创造的价值量最大，占比90%，其次是城市绿地和城市湿地，共占10%，说明城市森林对城市居民生态福利起着重要贡献，得益于退耕还林政策的落实及其较大的覆盖率。

从生态服务功能来看，各服务功能呈逐年增长态势，其中，2019年以调节服务和支持服务为主，共占总生态服务价值的82%，生态福祉总体提升得益于地区植被覆盖率升高带来了较高的生态调节服务，一定程度上保障着居民在生命维持、环境安全方面的生态福利。相比之下，文化服务和供给服务价值较低，仅占18%，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但其提供的生态服务处于增长态势，为周边居民在食物供给、生态旅游和教育价值等方面提供着福利。

总体来看，城市生态系统能够为居民提供大量的服务价值，刷新了人们对城市生态服务“无价值”的普遍认识，即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提升就预示着居民生态福祉的改善。

文章以北京地区为例，通过编制生态资产实物存量表、流量表、综合变化表和价值量表等来研究北京地区2009～2019年生态资产的变化状况和生态服务效益，其研究结果一定程度上可用于测度研究区域的生态管理成效和城市生态福祉状况。研究结果表明：1）近11年来，北京地区总体的生态资产面积与重要程度等级都有所提升；2）研究期间，北京地区生态资产综合指数降低了14.73%，其中城市湿地和城市绿地降低明显；3）从生态系统类型来看，主要以城市森林生态系统为主，其次是城市绿地和城市湿地；从生态服务类型来看，以调节服务和支持服务为主，而供给和文化服务占比较少；4）研究区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价值逐年增加，预示着城市居民的生态福祉保持着改善态势。

尽管生态资产综合指数呈现下降，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增加。可以解释为：1）生态资产综合指数降低主要由于不同重要程度所对应的具体系统分布面积减少所致，表明纯自然系统不断减少而人工系统面积在增加；2）由于人工系统增加带来了整体系统规模的扩大，进而影响基于面积计算的生态服务测算价值的提高。除此之外，可能与本研究选用的测算方法有很大关系。但两者并不矛盾，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正好是，天然生态系统不断减少的压力与人工保护面积的扩张，如何组织天然面积减少并提升人工保护面积的生态服务功能才是当下保护的重点。

通过展示本研究的核算过程及研究结果，可以说城市生态资产核算可以定量评估和测算该地区的生态资产状况，反映城市生态福祉的变化状况。通过对生态资产进行实物量核算，揭示了研究区生态资产存量和流量的变化状况及趋势，从而为北京地区实施生态资产管理与保护提供一定的参考作用^[23]；进一步的价值量核算，定量评估了生态系统为人类社会可能带来的生态福祉变动状况，其有助于量化“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24]的效果，还可为生态效益纳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提供重要支撑^[25]。同时，通过展示各级主政官员在任期内的生态帐，可作为考核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制度的参考数据，为离任审计工作提供考核指标^[26]，也为其他地区进行资产核算给予参考和借鉴作用^[27]。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在于统计数据收集有限，在核算生态资产变化时，只针对其面积和质量等状况进行了相关分析，并未对导致其变化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采用谢高地提出的当量因子法进行生态资产价值量核算时，没有对建设用地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进行分析，致使研究结果有一定局限，但总体能反映研究区域生态资产的变化状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研究表明，近年来北京地区推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政策，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生态福祉。但由于人类扰动影响的积累，尚存在较大的保护与管理空间，基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加强对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和管理。水资源紧张是北京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同时也是生态资产指数下降的主要因素。建议进一步加强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参与为辅的多元化湿地保护机制，不仅要关注其数量的增长，还要注重质量的提升，以此来促进湿地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2）注重提高文化服务价值。近年来生态旅游的火爆体现出人们走向自然的需求，受疫情影响，上升的生态需求被迫压抑。建议借机疫情限流，改进措施以修复和提升生态服务功能，为今后带来更多的文化服务价值。此外，开发分类系统文化服务形式，让生态文化教育深入人心，以形成人们真正保护自然的生态意识和行动力。

（3）建议设立专门的城市生态系统管理部门，加强对城市生态资产的经营服务。通过关注城市居民生态服务需求，因地制宜的开展生态系统管理，切实提升居民的生态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