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采用Delphi法、层次分析法（AHP）、环比赋权法计算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综合分值，上述方法属于主观赋权法，在确定权重时，受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较大，而均方差法、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依据数据的离散程度确定指标权重，具有较强的客观性。有学者从各级行政区划尺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度模型，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并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结果进行评价^[12]。然而以往研究局限性在于：多数文献在评价指标上相似度较高，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性评价较为局限；以往研究文献多为对基于某个城市耦合协调性进行测度，评价范围较为局限，考虑城际间影响不够充分。

经济发展指的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结构持续高级化的创新或变化过程，它不仅是财富和经济机体在量上的增加，还意味着质的提升，社会结构的创新，社会生活质量和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13]。首先，经济发展质量的目标对象是经济-社会-自然系统，涉及到经济与社会、经济与自然系统间的和谐；其次，经济发展质量度量的是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程度，这一目标应是科学的可实现的理想状态；再次，经济发展质量表现在过程和结果上，除发展结果外还包括成本、效率和资源配置等；最后，经济发展质量不仅包含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对社会效益的考察。故本研究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将24项较具有代表性的经济指标归纳为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创新性、协调性、绿色性、开放性和共享性6项二级指标来客观描述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丰富了评价维度，见表1。

生态环境方面主要以2011～2018年空气质量和水环境质量为研究对象，遵循选择指标具有代表性、延续性，可获取性、研究可行性的原则。除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以外，设置主要污染物浓度、国家与省地表水考核断面优良比例及劣Ⅴ类比例，兼顾了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与“排放浓度”。一方面，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总量能够反映环保约束性指标，客观反映研究时间内随经济发展污染物减排量的变化情况，体现环境污染治理实现的总量减排效果；另一方面，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平均浓度能够反映地区大气污染程度及变化，考核断面地表水优良比例及地表水劣Ⅴ类比例的评价内容涵盖了主要污染物如化学需氧量、总磷等各项监测指标的平均浓度，见表2。

为消除所选指标的单位、数量级不同造成的差异，须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14]，由熵值法求得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质量各三级指标的权重大小^[15]。根据各指标权重和标准化数据，采用加权求和法构建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模型。

由熵值法求得经济发展质量各三级指标的权重大小。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值，见式（1）：

式中，常数k与系统的样本数m有关。$ {e_j} $值在0到1之间，当即有序度为零，说明该样本系统信息完全无序，其熵值最大$ {e_j} $=1，m个样本处于完全无序分布状态时，$ {y_{ij}} $=$ \frac{1}{m} $，此时，常数k计算，见式（2）：

某项指标的信息效用价值取决于该指标的信息熵与$ {e_j} $与1之间的差值计算，见式（3）：

利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的过程，就是利用该指标信息的价值系数来计算的，其价值系数越高，对评价的重要性就越大或称对评价结果的贡献越大。由此可以得到第j项指标的权重w_j，见式（4）：

根据各指标权重和标准化数据，采用加权求和法构建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模型，见式（5）：

式中，S_i为第i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w}_{j} $为第j个指标的权重，$ {y}_{ij} $为第i地区第j个指标的标准化数值，n为指标个数。

首先采用目前国内外开展环境质量评价的主要方法——单项指数法，分别计算各项污染物的污染指数，然后计算综合污染指数，见式（6～7）：

式中：EQ为环境质量指数，$ w $_aj和w_wj分别为环境空气质量和水环境质量的权重；AQ为环境空气质量，WQ为水环境质量；y_bj为空气污染指数和污染总量标准化数值；w_bj为空气污染指数和污染总量的权重；y_cj为水质和污染总量标准化数值；w_cj为水质和污染总量的权重，均采用熵值法确定。考虑到大气环境和水环境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在计算环境质量时，环境空气质量和水环境质量的权重值设置为相等，即$ w $_aj=w_wj=0.5。

“耦合”是指2个或2个以上的系统在相互作用下形成相互影响的现象，采用变异系数来表示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度^[16]。变异系数又称离散系数，反映2组数据的变异或者离散程度，适用于比较不同单位资料的变异度，可用来比较单位不同的观察值的离散程度。变异系数越小，协调程度越高，变异系数越大，协调程度越低。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质量耦合度，见式（8）：

式中，Si为经济水平指数，Ei为环境质量指数，C为离差系数，S为Ei与Si的协方差。使C*取极小值的充要条件是$\frac{SiEi}{{\left[\frac{Si+Ei}{2}\right]}^{2}}$取极大值，得出环境经济耦合度公式，见式（9）：

式中，C为耦合度，k为调节系数，一般2≤k≤5。C反映出了经济水平与环境质量协调的数量程度。耦合度指双方相互作用的程度强弱，不分利弊，仅能表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的时序状态，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各个子系统之间存在交互发展的复杂性。特别是在多个区域之间展开评价，耦合度将不能反映出各子系统对整体系统的“协同”作用；而耦合协调度是指相互作用中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体现了协调状况好坏，可以表征各功能之间是在高水平上相互促进还是低水平上相互制约。为进一步反映环境与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进一步构造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公式，见式（10～11）：

式中：R为耦合协调度，P为经济水平与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数，主要是反映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两大系统的贡献度，α为经济水平权重；β为环境质量权重。耦合发展程度越高，既表明经济与环境质量的总体水平越高，也表明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越和谐。

根据上述确定的四川省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质量评估体系及耦合度协调性模型，选取四川省21个地市（州）2011～2018年环境、经济发展作为考察对象，从时间和空间2个维度对全省及地区耦合度状况作出评价。

2011～2018年四川省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质量耦合协调度呈平缓上升趋势，平均增幅为0.58%，较2011年，2018年耦合协调度增长4.10%，经济发展质量提高8.53%，环境质量提高5.17%。耦合协调度与经济发展质量趋势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说明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环境保护成效总体协调，且逐步迈向更高水平的协调程度。

2011～2014年，环境质量逐年下降，与经济发展质量背向而行，说明期间经济高速发展与环境保护力度匹配程度不足，经济发展成果并未转变为环境质量的改善，两者之间矛盾日益加重突出。2014年耦合协调度较2011年仅有1.11%的上浮，经济发展质量提高3.1%，说明经济发展可以带动耦合协调度缓慢上行，但成效并不显著。

2015～2018年明显看出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质量相向而行，且上升幅度明显，得益于“污染防治攻坚战”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方案相继颁布，2018年环境质量达到“十三五”以来最好水平，较2015提高6.40%，经济发展质量提高4.48%，耦合协调度提高2.18%，均高于前期。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相辅相成”促进了全省协调发展，环境改善助推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经济持续稳健发展反作用于环境治理工作的推进，见图1。5大经济区经济发展质量与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度，见图2。

图2可知，在5大经济区中，成都经济区、攀西经济区的经济发展质量与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度较高，2018年较2011年分别提高4.24%和3.39%。川西北经济区经济发展质量与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度较低。川东北经济区的耦合协调度逐年升高一直到2018年略有下降。川西北经济区的耦合协调度呈升高-降低-升高-降低的趋势。

对四川省21个地市（州）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质量耦合协调度进行空间维度的分析，参考廖重斌^[17]的分级成果，将四川省耦合协调度的评价值划分为以下等级标准，以便进行横向对比，见表3。

2011～2018年平均耦合协调度大致将四川省21地市（州）分为3个等级，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地市（州）多集中于四川省中部、南部，如成都市、德阳市、绵阳市、泸州市等地，横向对比而言，处在全省初级协调阶段，见图3。

图3可知，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工业、教育、交通和医疗系统相对完善，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创新性、协调性、绿色性、开放性和共享性优势较为明显，城市的综合实力整体较高，同时对环境治理可投入资本较高；阿坝州生态环境本底较好，居全省首位，阿坝州位于岷江上游，由于工业、居民较为分散且产业相对单一，空气质量与水环境质量长期保持优良状态，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R&D人员全时当量、专利授权数、实际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进出口总额和经济外向度均较低，经济发展质量评价居全省末段，耦合协调度处在濒临失调阶段，内江经济发展质量、环境质量分列全省第18和第20，也处在濒临失调阶段；而泸州市、攀枝花市、宜宾市等12市处于勉强协调阶段，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质量均处在全省中间序列，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程度不断提高，环境承载力的压力凸显，且经济发展阶段并不能相匹配。

城市发展并不是独立的，而体现出较强的联动性，由于自然禀赋与环境差距、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的差距，中心城市会向周边城市产生差异化的领导作用和辐射作用^[18]，环境与经济耦合协调度也不例外，见图4～5。

按照四川省“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划定的经济区进行分析。成都平原经济区和攀西经济区耦合协调度最优，川南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次之。其中，成都平原经济区经济发展质量明显高于其他4区，虽环境质量不理想，但突出的经济实力提升了整体耦合协调度，处在初级协调阶段；而川西北生态示范区环境质量最优，经济发展质量的滞后导致耦合协调度位居5区末位，为濒临失调阶段。说明经济水平越高的区域，展现出更强的耦合协调性；耦合协调性具有联动作用，成都市对周边城市协调发展带动性更强；受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地理区位、沿流域综合实力及开发政策影响，主要干支流中下游经济区耦合协调度较高，与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有一定关联，经济发展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且成都经济区对流域下游带动作用更明显。

参考城市综合实力及中国城市新分级名单^[19]，将四川省21地市（州）分为4类，见表4。4类城市2011～2018 年环境经济耦合协调度变化，见图6。

综合实力越强的城市耦合协调度越高，综合实力较弱的城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持续处在平台期，无法突破。一类城市耦合协调度由2011年下滑至2013年后出现陡增态势，增幅达到13.04%，城市发展水平的提升必然伴随多系统建的协作共生^[20]，包括环境系统与经济协同，2018年耦合协调度达优质阶段；而三、四类城市变化幅度并不明显，较2011年均出现2%左右的下滑，处在勉强协调阶段，且存在协调性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意味着区域中发展劣势的城市在环境与经济系统间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三、四类城市需考虑转变发展方式，破旧立新寻求新的发展动能，对经济发展前景与环境承载力做出准确判断，合理布局产业结构，力争缩短与一、二类城市间的发展差距。

（1）从整体看，四川省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质量耦合协调性较好，且正逐步迈向更高层次的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与经济发展质量趋势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而“十三五”期间环境质量好转进一步助推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及耦合协调度提升。

（2）2011～2018年四川省21地市（州）平均耦合协调度处在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阶段，成都市、绵阳市等经济较发达地区体现出较高耦合协调性，为初级协调状态；阿坝州、内江、达州受经济发展制约，发展协调性不足；仅靠良好的环境质量并不能提高协调性。

（3）耦合协调性具有联动作用，经济发达地区对周边城市协调发展带动性更强。受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地理区位、沿流域综合实力及开发政策影响，成都经济区与攀西经济区耦合协调度更高，对流域下游带动作用更明显。全省主要干支流中下游经济区耦合协调度较高，与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有一定关联。

（4）综合实力越强的城市耦合协调度越高，一类城市耦合协调度自2013出现陡增，涨幅达到13.04%，2018年达到优质协调阶段，而三、四类综合实力较弱的城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持续处在平台期，始终处在濒临失调阶段，且协调性发展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